成都考古中心位于浣花溪旁，距离杜甫草堂北门不远。进入大厅，“考古·成都”四个古雅大字，在展厅入口处莹莹亮着。

在这四个字下方，于2017年公布发现的、刻有“成都”二字的战国时期青铜矛尖，稳稳地立在墙上。走近细看，青铜矛的中端前方罩有一面放大镜，好让观众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上面的古雅秦篆“成都”。

成都文物考古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大家：这件铭文铜矛出土于蒲江县飞虎村，“它的出现，证明成都的城市称谓早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存在，将成都城市称谓的历史又向前推了200年。”据悉，这件意义非凡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进行常设展出。

左转进入展厅，“考古·成都”展览的第一部分就从此展开。该区由两个单元组成，第一个单元的主题是“发现过去”，第二个单元的主题为“解读过去”。简而言之，你可以在这里了解到有关“什么是考古”的所有基本知识。

“考古·成都”的展陈设计和互动部分是最大的亮点。可以说每平米的展陈空间里都是满满的用心——从入口处的地面开始，透明地板下是三条跨越几千年光阴的道路（复制品）：商周时期的红烧土路，唐宋时期的砖铺路，以及明清时期更加规整的大块石板路面。

↑唐宋时期路面（左）与明清时期路面（右）

旁边的可触摸大屏幕上，浮动着一个个文物图案，点击这些图案，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便跃然屏幕上——马王堆汉墓的素纱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它们都是2021年评选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代表性文物。

↑考古工具展示（部分）

绕过一整面墙的考古工作用具：探铲、手铲、量尺、刷子…还有用来拍遗址全貌的无人机。大厅内的两个模拟探方内，直观展示了考古工作者们的工作状态。而旁边一整面展示柜里的陶器碎片以及修复后成品，则让文物从出土到展示之间的“经历”一目了然。

最受欢迎和引人驻足的部分，莫过于由168个考古“生僻字”及其图片和简明释义所组成的“文物识字墙”了。

据悉，这168个字并非随机排列，而是分为车马器、乐器、盛器、兵器等类别，精心布置的。小布翻到了一个“㼽”字，背面的介绍显示：这件长圆形、表面粗糙的陶制物品来自河北省平山县的战国时期中山国国君成公之墓，它出土于一个“大漆鉴（澡盆）”中，推测应为搓澡工具。

它的读音正是其左半边——爽。看来，古人们也很享受泡澡和搓澡的快乐。

展览的第二部分“考古百年”分为四个单元——寻迹古蜀源流；重奏秦汉华章；再现锦城盛景；传承天府文化——按照历史年代先后顺序排列，展示了成都考古历年来的重大发现成果及其代表文物。

距今约2400年的战国晚期商业街船棺合葬墓，据推测可能是最后一代蜀王的墓葬，那架著名的、耗时十几年修复完成的漆床，此次出现在考古中心是其原件的第二次展出，“上一次是在北京，以后则将长期在这里展出，也可以算是我们考古中心的镇馆之宝了。”成都文物考古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入选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老官山墓地，出土了国内最完整的织机模型和大量医简，充分展现了西汉时期成都地区先进的纺织手工业和高超的医学水平，在此出土的木马，也有着汉代典型的古朴优雅风格，美感十足，赏心悦目。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木马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作为这一时期长江上游的佛教中心，益州(成都)南北朝造像独树一帜，呈现“东西交汇、南北融合”的文化艺术特征。安史之乱后，大量高僧、画师、工匠等跟随玄宗、僖宗二帝入蜀，益州佛教文化艺术再次繁盛。

成都下同仁路、实业街、通锦路、邛崃龙兴寺等遗址出土的大量南北朝至唐代的佛教造像，为研究四川乃至全国佛教历史、造像艺术、文化交流与交通等提供了完整的考古学资料。

↑最左为阿育王造型头像

在这一时期的展示区域，既有西亚风格的佛造像，也有具备“褒衣博带”服饰特点的中式风格佛造像，其中一枚印度阿育王的头像，有着大大的发髻和两撇八字胡，反映出当时佛教造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色节点。

嘉宾：很感动能以这种方式

见证成都、记录成都

这些年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建筑数据收集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明代蜀王府苑囿区的水池及台榭

知名企业家、成都阅读协会会长米瑞蓉在看到金沙遗址发掘时期的老照片时，格外感慨：“能在这里见到成都三千多年历史的各个瞬间，看到一段漫长而浓缩了的成都往事，真的非常感动。能以这种方式见证成都、记录成都，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次体会。”

资深媒体人、摄影家迟阿娟告诉小布，馆内展示的多处重要考古遗址如金沙、宝墩等刚被发现的时候，自己都在现场第一时间用镜头记录过，“但来到这里、看到考古中心的精心展示和介绍，这种感受和过去的现场报道不同，让我印象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