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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杯现场，我终于“阳了” | B面卡塔尔·前线

2022-12-16 21:00:04

在北京宣布进出小区、写字楼、公共交通不再查验核酸阴性报告的那天（12月6日），我在万里之外的卡塔尔多哈“阳了”。

对于感染病毒，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早在2022年年初，我和富哥（懒熊体育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汇报新年工作计划时就说，既然计划去冬奥会和世界杯这些大型国际赛事的现场，我已经做好“得一次”的准备。

而这也不完全都是出于对体育赛事的报道热情。我长期关注欧洲职业足球，第一次听说“奥密克戎”这个变种毒株的名称是去年11月——它席卷英国、袭扰英超赛场之时。经验告诉我，我们并不可能毫无代价地“重返2019”。鲍里斯·约翰逊在2020年春天所说的并不是一句反智的笑话，群体免疫是全人类在面对这场变化时必须经历和做出的艰难选择。

实际上，早在12月1日，我所住的这幢多哈三层民居里，就出现了第一位阳性感染者。但直到我开始发烧的12月8日，我的快筛试纸始终显示为阴性。我的一位朋友曾多次微信问我“阳了没”，到后来甚至变成了“（怎么）还没阳？”这是在多哈的球迷和记者普遍的心态——应阳尽早阳。我们都担心越接近最后的决赛，留给康复和转阴的时间越少。因为即便是登机只查验快筛结果的目的地中国香港，阳性结果会为返程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和朋友有些奇葩的聊天记录。

所以发烧的第二天，哪怕心理已经可以肯定“中招”，我还是用完了最后一个试剂盒，看到了让我踏实的两条杠。总算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下至少不会耽误回家了。

病程经过和网络上的其他分享并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略有不同的是，由于我的身边没有体温枪，所以反而没有关注高烧与低烧、是否体温超过某一数据等细节。一切全凭体感经验。最严重的时候，一度感觉双目几乎能喷出火光……在起初的48小时候里，我一共吃了4粒布洛芬，晚上几乎2小时会因为口渴醒来一次。然后发热慢慢褪去，症状逐渐开始消退。

由于多哈高昂的房价，住在我们这幢楼里的中国记者都是两人共享一间卧室。所以如何应对同住室友“变阳”也是件有意思的事。第一位同行中招时，整个公寓气氛还是相当紧张的——同楼层的人戴口罩，紧急联系房东“转运”那位没有接种疫苗的室友，一直到凌晨3点半。而最近出现新的病人时，还没有感染的同屋和尚没有痊愈的同行都放弃了抵抗，选择开窗通风，甚至就坐着那间屋子里一起聊天。所有人慢慢达成共识和默契：每天看球写稿做节目已经很辛苦，就不要再让这些大概率无意义的防护和抵抗牵涉大家有限的精力了。

至于我所在的这幢楼，感染时间集中在12月初，我个人觉得也是有原因的。

这个时间点其实相对较晚。据我观察，很多有街头或者粉丝节、球迷广场等拍摄任务的视频媒体同行，第一波“中招”早在开赛后一周就已经到来。而我们因多活动在媒体中心和球场媒体席，和每场几万名球迷其实并不直接接触，所以传播条件相对弱一些。

所以感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赛程进行和疲劳积累，大家的免疫力出现了下降。我在发烧前成为密接时，同住的欧洲“杨过”同行就反复提醒我，保证每晚足够睡眠，甚至有小概率可以不阳。我出现症状的前一天，恰恰就只睡了3小时，所以睡眠真的非常重要。

▲卢塞尔球场的媒体中心里，争分夺秒补觉的外国媒体同行。（摄影曹思颀）

而睡眠不够、过度疲劳恰好是几乎所有一线媒体同行在本届世界杯报道期间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相比过往世界杯，卡塔尔每天的场次从3场增加到4场。这是由于在欧洲职业赛季中段进行世界杯，赛程周期被压缩导致，而世界杯因为媒体传播的原因，除小组赛第三轮外，又没有同时进行的场次。再加上第一次城市世界杯，让在几个球场间连续赶场成为一种可选项，对于不想错过比赛的媒体人，是另外一种压力。

这导致每天最晚的比赛要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开球——是的，不光中国球迷要在凌晨3点看球。事实上现场记者如果参加完发布会，回到住处也会超过凌晨3点。往常，不同的媒体机构往往会将前线记者按照不同城市分组，每组记者平均2-3天才能轮到一场比赛。没有比赛的日子里，则可以泡在球队训练场获取更多资讯。而东道国卡塔尔的行政面积比北京市还小，又实际增加了每一个记者个体的工作负担。组委会宣称每名记者每天可以预约两场比赛，导致大部分记者都处于一种赶场的状态。看似忙碌，事后想想其实有些疲于奔命。

我大致计算了一下，如果能顺利申请到最后两场比赛的媒体席，我总共去到了20场比赛的现场——这还是在我因为生病取消了不少场次的情况下。而我认识的另一位摄影记者，在小组赛阶段都跑满了符合规定预约场次的上限——25场。要知道在往届比赛，文字记者单届比赛一般不会超过15个现场。工作量的提升由此可见一斑。在第二场半决赛结束后，一位媒体同行就如此在朋友圈感叹：“本届垃圾10点晚场终于全都结束了，所有人应该都感恩自己还活着。”

而同样处于过劳状态的美国记者格兰特·瓦尔就没有那么好运了。12月10日，瓦尔倒在了卢塞尔球场的媒体席上。尸检结果表示，他是由于主动脉瘤破裂导致猝死。去世前一周，瓦尔曾在个人专栏里自述“身体在睡眠不足、压力大和工作量大之后崩溃（broke down）了”。

实际上，截至当地时间12月14日，已经有3位媒体从业者在世界杯期间因公殉职。除瓦尔之外，还有卡塔尔摄影记者Khalid al-Misslam、以及ITV Sport的技术总监Roger Pearce。

▲在悼念簿上代表懒熊体育写下了“一日记者终身记者”的悼词。

这一度引发在卡塔尔报道世界杯成为一项高危工作的话题讨论，但我并不能完全认可。尽管存在着过劳、室内外温度大累加疫情容易导致感冒等不利因素，但和战争记者、社会记者、调查记者等相比，体育记者的工作环境还远谈不上恶劣。大赛期间，我们享受着不错的媒体服务——免费的咖啡、牛奶，高速无线网络和准点的摆渡班车……工作大多时候和危险无关，反而得到各种支持。

原因很简单，现代体育赛事实质就是一个全球媒体产品。记者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他们手里掌握着传播这把“枪”。枪即是能量，亦是特权。

这种特权同样来自“在现场”的信息判断。相比起后方的同事，一线记者会损失一些广泛阅读时的精力和视角，但却可以做到“只相信自己眼睛”的自由。我在哈里发球场外和阿图玛玛球场外见到过两次伊朗球迷，在对阵英格兰和美国两个不同对手时，他们口中呼喊的名字就从个体变成了国家，这是通过文字和画面都不能感受到的微妙变化。

所以这需要体育记者对权力有足够的谨慎和敬畏。过去一个月，我结识了两位优秀的日本媒体同行。和瓦尔一样，他们都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参与世界杯报道。这一届世界杯，到卡塔尔报道的95名日本文字记者中，有接近35人是以这样的形式参与。

这是我在中国同行身上从来没有看到的机构名称。为了确认这个消息，我还特地询问了中国足协的有关媒体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在国际足球的申请页上，也有中国自由撰稿者的机构选项，但实际上并没有中国记者以freelancer的身份去申请世界杯证件。

这两位日本同行，分别已经到了55岁和64岁“高龄”。而且他们几乎还以一天至少一篇2000字稿件的强度工作着。后方的杂志社以高额的薪水向他们不断约稿，他们要极高的热情持续写作。日本和欧美体育媒体行业的发达让我羡慕，媒体人敬业的工作状态又让我敬佩且愧疚。这个行业永远不会消失，也没有理由作为产业里重要的组成一环而消失。它也许疲劳，也许在盈利上不够高效，但永远富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