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了几年的电影市场，终于在今年春节档打了场“翻身仗”，去电影院看电影也重新成为大家必不可少的娱乐方式之一。
而《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下简称《中国乒乓》）可算得上是春节档最为坎坷的电影，没有之一。导演是充满话题的组合邓超和俞白眉。在影片正式上映前，懒熊体育约到了俞白眉，一起聊了聊这部电影以及它所代表的国产体育电影。俞白眉最早是西安计算机研究所的一名程序员，因为对写作的喜爱，一直都在各种文学论坛发表文章并为报纸写稿，机缘巧合下来到北京成为了英达团队的一名职业编剧，先后参与《东北一家人》、《闲人马大姐》等多部剧，后又与尚敬合作拍摄《武林外传》等。多年的编剧经历，让俞白眉感觉很是被动，于是就成立了自己的话剧工作室。从没想过做导演的他，收到了邀请拍摄喜剧，最初本着“赶鸭子上架”的心态，结果和邓超成为了黄金拍档，先手联合完成了《分手大师》、《恶棍天使》、《银河补习班》等电影，收到了很多鼓励，同时也有质疑和批评。
“我没想过就因为这些批评就不干了，我好不容易从这一次得到了很多教训，不干永远不知道这边有一个巨大的坑在等着你，我走过这个坑，那我下次肯定不再走这个坑，下次也许掉进别的坑，但每个坑都是’财富’。”俞白眉说。即便很多人不看好他们，但他们一直都在做尝试，《中国乒乓》就是最新的成果，就像鹿晗在片尾曲中唱的那样：“失败又怎样，人生到头，无非痛哭一场。”而这部电影，也是在讲述一个“如何面对失败”的故事。懒熊体育：你最早是学编程的，是怎么接触上写作，又到后来成为编剧的？俞白眉：最早是学编程，也在网上写小说、写文章，我们被叫做网络作家第一代，后来有了机会，别人问我要不要到北京写剧本，那我太愿意了。当时是在西安的计算机研究所写程序，后来就跑到北京来（当编剧）了。写程序和写小说完全是两回事。我就特别不喜欢写程序，感觉这辈子没意义，就是一种折磨。正好我们是计算机研究所，所以在1997年就开始上网。那时候开始有门户网站，也有一些文学论坛，我写什么东西就往那边扔。我们当时那一拨人很奇怪，都在几个网站，有一个是很小很小的网站。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那，那天聊天可能就20多个人，但这20多个人正好就是后来的安妮宝贝、尚爱兰、宁财神、李寻欢……后来这20多个人都变成了以写作为生的人，还挺有意思的。俞白眉：我很想以此为生，但是当时觉得没机会，反正就在网上写着玩，起码能交朋友，但写着写着就开始有报纸约稿，那时候就觉得这事儿可能有变化。当时有一家报纸，每礼拜二和礼拜四的头版都有专栏，这专栏全是我写的。关键是我们研究所订这个报纸，报纸大家都在看。当时用的笔名，我笔名起得很老，也跟这个有关系，希望单位人不知道是谁。我是单位的小孩，才25岁，所有人都看你写的报纸专栏，心里就很得意，就想我都能给报纸写头版，每次4000字我写了能挣600块钱，觉得非常爽。我当时参加了榕树下办的“网络文学大奖赛”，见到并认识了像王朔、刘恒、余华、苏童……我是装病跟单位请了假，然后人生第一次买飞机票到上海参加这个活动，当时真是眼界大开。刚一回家，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来北京吧。刚到北京我写的第一个剧本，第一个就拿去给王朔看，王朔看完剧本提了提意见，把我介绍给英达。那个戏拍完后，就留在了英达那里。拍了《东北一家人》跟《闲人马大姐》，就开始彻底变成职业编剧。在英达那里当总编剧的时候，那会儿还叫文学师，我26岁，就觉得那我可能这辈子以这个谋生应该没问题，当时还带着很多编剧一起写。刘恒对我也是个极大的鼓励，我那时候都不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靠写剧本为生，到北京来，一边写剧本，一边还带着一本电脑的书，虽然我特别不喜欢电脑，我就想万一哪天没工作了，还能再去找工作，然后刘恒就劝我说：“你把你那个电脑书扔了，你不用干那个，你会在这行干得很好。“
懒熊体育：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导演，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演？俞白眉：刚开始没有目标，也没想做导演。我可能从来都没想过做导演。比较受刘恒老师的影响，他原来就说干一个事要专心，那我20多岁时候觉得这个道理很对。其实我在英达那时他就问我要不要做导演，我就想都没想，说我还是把编剧干好就行了，尚敬也问过，因为这是个很正常的问题。但是之前真没考虑过，一直到那一年光线（传媒）来找我拍喜剧，我仍然想的是要不我们找个导演，但找不到特别合适的。然后就赶鸭子上架，我跟邓超就开始一起干了这么一件事，发现市场反响还挺好的，而且得到了电影界很多人的鼓励，这是自己没想到。《分手大师》跟《变形金刚》同一天上映，我那时候也是完全不懂，所以稀里糊涂地选了同一天，最后票房卖了6.6亿，一下觉得好像这个自己也可以干一下，然后就开始干。第二年拍了一个电影叫《恶棍天使》，遭受了特别严厉的批评，《分手大师》虽然票房高，已经有一部分人批评，但是《恶棍天使》是更严厉的批评。其实回头看《恶棍天使》，实际上对我来说，在电影导演的路上其实比《分手大师》进步很多，从制作能力到整体的美学，但是确实缺点非常明显，它的美学跟中国市场格格不入。我们想建立一个其实是法式的喜剧，是非常立体的，然后整个审美也是挺朋克的，这些东西其实遭遇了滑铁卢，是很严重的失败，当时被批评得很狠，但是票房也还过得去，那个戏也没赔钱。《恶棍天使》那个戏被批评最严厉的时候，吴京就来找我，说我后面有个新戏你帮我，叫《战狼2》，我帮他改了大部分的剧本，没有署名。我后来发现，那个戏让我对类型片有了更好的了解，那戏的票房又成功了。而且我对类型片也越来越有兴趣，不只是喜剧片，然后我后面又做了一个不去想票房的戏——关于教育的戏叫《银河补习班》。后面他们又来找我做体育片，我就说每个类型都很有意思，我就想干这些有意思的戏。懒熊体育：你最难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有想过这个时候我不干了或者还是我去做编剧？俞白眉：不玩了，我从来没想过，被批评很难受也很崩溃。最难受的时候就是在家躺好几天，不能动，家里人很担心我，但我没有想过就因为这个我不干了。人这一生可能不是用来有所成就，如果把人生的目标想成成就，我觉得这个会很虚无，人生就来体验，体验所有东西，大胜大败。《中国乒乓》最后那个歌词是我写的，鹿晗唱的一个片尾曲，说胜利的人生无非是痛哭一场，失败了也无非痛哭一场。其实一样的，本质上他都是来体验这个人生，这个人生挺刺激、很精彩，确实跟一般人想象得不一样，这事很有意思。我做了十几年也有很多戏被观众喜欢，但一个戏被观众批评后，他就给你“啪”就给你贴上标签了，这个经历别人没有。第一次经历失败后觉得心脏都要停止跳动，第二次就没那么难受，到第三次你终究会适应它。我觉得这就是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人的适应性，所以这次做《中国乒乓》，最吸引我的地方，这不是一个讲人怎么面对成功的故事，而是讲一个人怎么面对失败的故事，这事非常有感觉。懒熊体育：作为一个外行人进来，那个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不管是编剧也好，包括后来做导演，门槛或者说内在逻辑的东西还是很强的，你是怎么迅速让自己把这个逻辑搞清楚，成为一个高手的？俞白眉：我觉得就是得学，第一次干的时候毕竟特别感性，或者说有一些直觉，直觉我觉得在写作的时候起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想持续提高的话，最后要诉诸于理性，你要开始理论化，刚开始是不知道的。第一次刘恒看我剧本就说你技巧很好，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技巧，因为没有理论，不知道他说的，后来有经验了，回头一看其实是有技巧的，但那时候技巧都是直觉，因为照猫画虎，小时候也是影迷，看过很多戏，自然而然就好像会了很多技巧，但这个技巧终究需要理论化，你就是重新学习，该看的那些书一本也不能错过，而且那些书上的东西，在不同阶段看理解又特别不一样。人永远不能像手机一样纯使用。我写戏也写了20多年了吧，有一个阶段是纯输出的，就是靠小聪明在干。但现在越来越觉得应该输入和输出同时进行。每次做一个戏，整个过程都一直感觉自己在提高，得有这个感觉。这样可能不能保证你的东西让所有人满意，但可以保证自己比以前强。懒熊体育：《中国乒乓》立项时你对这个电影是个什么认知？俞白眉：真的难死了。这个项目找过我好多次，每次我都拒绝。他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剧本，我就劝他们就按那个剧本拍，找好一点的演员，我就不参与了，不是我想要的剧本。后来他们又去找了很多轮的导演，发现聊体育谁都没我聊得好，我是一个深度体育迷。后来很多体育圈的人加我微信和我聊天说，这里面很多细节就是他们日常会发生的事儿，我说因为我好体育。懒熊体育：找了你很多次你才答应，你的想法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俞白眉: 我最想拍的其实是篮球，是姚明的故事。我之前跟姚明聊，说他的故事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但是技术上太难，不知道怎么拍一个两米二的人。《中国乒乓》为什么能反复找我？他可能发现我的拒绝中有恋恋不舍。每次我都觉得我已经很严厉了，我说我绝对不参与，但过一段时间他又来了，说你再琢磨琢磨，他也又找了一些别的导演，但是那人对乒乓球不太懂，他说我也比较懂乒乓球，因为我爸是一个超级乒乓球迷。到现在快80了，不管到哪还带着拍子。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我说：“又有人找我拍中国乒乓。” “真的吗？”他那个语气我一听，他不会说你拍什么，但那个语气改变了我。我想我拍这片子我爸得多骄傲。
懒熊体育：等于你参与到这里头，还是有很强的情感因素。俞白眉：我确实喜欢体育。还有个契机是，我之前在阿米尔汗准备《摔跤吧，爸爸》前在中国见过他，（那时候）他是个大胖子，我说为什么你胖成这样子？他说我在准备一个电影，然后那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就去看了，在一个很小的厅，看完之后就很激动，激动之余又觉得很嫉妒，这片子真好。所以可能就是命，迟早我会拍体育电影。而且，当年比赛（1995年天津世乒赛）我印象非常深，就王涛倒地那场比赛。那会儿上大学，把电视都快拍坏了，特别激动，那也确实是体育史Top 3的名场面。俄罗斯人有《绝杀慕尼黑》，美国人有《冰上奇迹》、《光荣之路》一堆，但中国也没有特别刺激的，我们有体育片，但我觉得比较缺体育类型片。体育类型片在我看来主题都是相似的，但它并不是套路。体育类型片我觉得有个特别简单的标准，看完第二天学生想上课。我觉得所有好的体育类型片都是紧张刺激的，给你完成人生的一个比喻，就最顶级的运动员比喻成我们，他们面对那个挑战比喻成我们人生每天碰到的困难，他的困难那么大，他怎么就能战胜，我觉得他确实很激励，我看体育片的时候，哪怕不同的体育片，只要看就会被哪些东西激动到。所以他们最开始找我的时候，原本的剧本不是按这个方向写的，我也不同意。体育片并不一定是体育类型片，有些体育片很纪实，它不是类型片，我说类型片就得激动人心、刺激。所以最后《中国乒乓》达成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人如何面对无法跨越的困境，很普世。懒熊体育：乒乓球是一个特别的球类，在拍摄过程中是如何思考的？俞白眉：乒乓球确实比较难拍，我们当时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世界上没有乒乓球电影，球太小了，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影强国没有乒乓球强国，那些拍电影拍得特别好的国家，都不是乒乓球强国。这几年中国也不能叫电影强国，但中国电影在进步，中国是乒乓球强国，所以我觉得我们得拍一个。但是以往的体育电影，绝大多数体育电影都是拍身体对抗性运动，隔着网还是小球的都没有，所以拍之前确实觉得好难。如果我们故事讲得再好，人物再鲜明，比赛不刺激或者比赛本身观众觉得不心潮澎湃，我觉得也不行，就缺乏类型片的特征。而且乒乓球的赛制又过于复杂，团体赛太复杂了。因为是无中生有的，别人没干过这事，就想了很多办法。包括镜头的位置，有些最重要时刻，我们希望用子弹时间，但是这个是很难的，真人打球是有个动作配合，所以摄影机的速度必须跟上球的速度。球太小太快了，摄影机跟不上这个速度，于是专门做了个气泵，把摄影机装在气泵上。这个比较难搞的是手按，球是人打，差0.1秒就错了。拍一个这样完整的球就是一天，反复来，终于有一下，两个时间完全配合好，全场欢呼。俞白眉：这个电影遭遇的波折比我从业20多年做别的所有东西的难度加起来还大，确实是九死一生，是我拍的最难的电影，到今天都很难。电影上映前十天改档期，我们原本是要在去年十一假期上映，多次修改。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厄运就是这个电影永远见不到观众，就感觉干了这么多年真的就是鸡飞蛋打。我们是在疫情期间拍摄的，2022年2月开始拍摄，当时很多都是上海籍演员，演员没法进组，被迫换了很多演员。在北京拍着拍着被隔离了，我们又去了厦门集体隔离，隔离完后才开始找景，之前北京的场景全部作废，又在厦门重新建造一摸一样的。疫情期间，也没有群众演员，观众看到的很多都是特效。
电影里有一个“千人会战”，我去哪儿找那么多会打乒乓球的人，就只能去各个省找人。虽然那个场景很短，但是想象一下，如果里面有一个人不会打，观众就发现了，而且还是让他们演国家队球员。到现在我们最难的问题是热度，就是观众就不想看，那怎么办？我就慢慢放给观众看，第一个礼拜你们看，最终我相信人传人，刚开始没热度，最终会有一部分人看到，会有很多人说这电影原来挺好看。之前有媒体问我你后悔拍这个电影吗？我说我不后悔，这是我这辈子干得最不后悔的事，因为这次拍完，我第一次对自己还挺满意的，回头看做得挺好，就是某种程度上说，我再来一次不一定做得这么好，所以我自己很喜欢。就有种是在自己的遗愿清单上划去一项的骄傲，这种骄傲感，人生可能没有几次。当然之前做的那些也无法后悔，比如说有很多不理想的电影，那就是当时的水平，不是不想拍好。如果我后悔的话，显然是高估了自己当时的水平，当时就是那样的水平没什么可后悔的。懒熊体育：市场对这部电影期待值会高一些，那现在看这些，下次你还会再拍体育电影吗？俞白眉：如果这次赔得太惨，从商业上来讲再拍就没有逻辑了。如果不赔的话，还有可能。我们这个电影无论成与不成，都会对未来国产体育电影产生影响，等于我们这次做了一个示范。懒熊体育：在选角色的时候有考虑让现实的球员来演吗？ 俞白眉：没有，我说我想拍体育类型片，要好看，要有娱乐性，如果找球员来演，球技是好但是不能指望着他们提供丰富多彩的表演，这很难，我希望这个剧笑泪交织，诉求不一样。我不想拍纪实，想拍更有娱乐性的，这是上来就确定的。懒熊体育：电影宣传中也经常提到是献给每一个不被看好的人，电影中也是在讲怎么面对失败，这里面也是有您自己的投射吗？俞白眉：对，有的。因为我看詹姆斯说我不被看好，我就特别奇怪，他是天选之子，高中的时候就认为他未来会统治NBA，他居然有这样的感受，C罗也有这种感受，梅西也有这样的感受。乔丹当时也是说他不被看好。所以我确实觉得这是人类的共性。我觉得即便是最强的人，不被看好的时候，都远远大于被看好的时候，更不要说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这些人天资平庸没有什么特别格外的天赋，我觉得这个是生命的常态，绝大部分人生命中都充斥着这种感受。尤其是在过去一两年，这世界太不确定了，我只能选择自己支棱起来，我觉得成功是昙花一现，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失败好像是永恒的主题，所以每个人都会被不看好。想要现在每一个不被看好的人，希望能够互相温暖一下。懒熊体育：之前上映的体育电影像《雄狮少年》、《棒！少年》等，相比别的电影所带来的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国内，体育占大家生活的比例太少，还是需要点时间。俞白眉：对，我始终觉得体育电影能改变人，能改变人对体育的看法，只是中国还没有而已。所以我对这个电影的想法就是，只要还能上映，即便没有票房，总有一天会是免费的，那么免费看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人激动。有大学校长、老师、高三学生看完我们的片子都很激动。我们试映的时候先请花样游泳队来看，看完都12点多了，特别晚。第二天教练给我发微信，说昨天看完电影都12点了，今天我们早训，开始以为早训质量肯定很差，但却是我带队以来训练质量最高的一次，运动员啥都没说，昨天晚上看爽，所以第二天那个训练质量特别高。我能想到他们会被激励，但这个效果很震惊。我当时特别感谢，我们拍这戏的出发点，也是想让咱现在所有躺平的人别躺平，都支棱起来。这不是个什么道理，只是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想传达这个感受。
懒熊体育：电影和真实的体育赛事相比，在呈现甚至推广一种运动的时候，能起到什么作用？俞白眉：电影最终是人物和故事，比赛不是决定性，人物和故事是决定性，而这个我们看体育比赛是看不到的。看体育比赛的时候，这个运动员直接拿着拍子上来了，打完下去了，中间说了两三句话，但他训练是什么样子，是什么逻辑，什么故事和世界观，你在比赛中看不到。这不光是体育电影，可能所有电影都是那样，假如我们看一个战争的录像，看到一个炮弹把人打死了，这个人是谁？他到底是谁，他是谁的儿子？他是谁的父亲？你不知道，但是你拍一个战争片，是不是你会对它的历史有所了解，终究我们在拍人。当你对这个人有充分的情感的时候，你会和他融入。所以看完电影后，看那个比赛，你投入情感不一样，当他胜利的时候，也会比粉丝流更多的泪水。因为你对这个人更了解，所以我们最终还是用人物这个指标去判断。俞白眉：就是一点点来。比如说最终这个电影票房好，肯定会改变很多人对体育的看法。票房好，即便免费看后，我觉得也能改变，有这种东西肯定比没有好很多。但指望一个电影去改变肯定是不现实的，我们理想的状态是好多体育电影之后，一定会有帮助。当年《火之战车》是激励过美国好几代人，那是我们的愿景，希望我们能多激励一些人，多跟一些观众握手，希望多一些观众在这个电影里流下眼泪，然后重新思考，不仅是体育，还有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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