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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专栏|二十载再遭“易址”重击，中国足球会“断裂”吗？

2022-05-15 23:48:57

文/图｜体育BANK特约专栏作者李祥

李祥｜体育收藏家

中国收藏家协会体育文化收藏委员会主席

奥林匹克中国行百城行动办公室主任

清华大学体育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原定明年在中国举办的2023亚洲杯将易址举行，这也是继2003年女足世界杯之后中国足球第二次作为主办国遭受“易址打击”。已然饱经沧桑的中国足球会因此而断裂吗？笔者坚信——不会！其实中国足球并不缺乏历史的底蕴，也不罕见足球文化传统，更有“足球救国”精神，而且我更加相信，“2023中国亚洲杯”将会被载入中国足球乃至世界足球史册，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和根源。有朝一日，不仅亚洲杯会重回中国（也许很快），而且世界杯终将也会绽放华夏！

明代宋太祖蹴鞠宋太宗醉酒蹴鞠画轴李祥收藏

（有多位清初期、中期鉴藏家鉴藏印章）

一、二十年“易址”对比解读三大关键

此次2023亚洲杯变更举办地址，并非“空穴来风”，此前已经有所征兆。随着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的延迟以及汕头亚青会的取消，关于亚洲杯的消息此前就在坊间流传。如今“靴子落地”，仔细研读亚足联和中国组委会两份官方公告，其中意味还是颇为耐人寻味。

按照主办合同约定和国际惯例，有权变更世界级大型赛事的主办日程和地点的相关利益方，无非就是国际协会和主办国组委会（主办国相关协会）。针对此次2023亚洲杯易址的原因和过程，亚足联和中国组委会分别通过官网和社媒发布公告，双方表述基本相同，易址原因都落在“疫情影响”，只不过亚足联着重在“认同中方放弃”，并感谢中国、中国足协以及2023亚洲杯组委会“为了亚洲杯赛事的共同利益，做出了这个十分艰难但又必要的决定”。而在中国组委会的官宣中，则明确表示“当前难以对明年的亚洲杯按完全开放模式办赛作出承诺和安排”。

外界对于“完全开放模式”多有猜测和分析，甚至认为提前一年承诺完全开放模式是亚足联强加于中国，是对中国主办工作的质疑。其实并非如此，完全开放模式是世界级赛事的普遍要求和传统惯例，而且也可以说是当初中国组委会提出的此次杯赛的主办理念。2023中国亚洲杯组委会提出的赛事理念——“团结、共享、激情、卓越”，这八个字的核心注解就是团结所有的机构、组织、国家、城市、参与者，通过2023亚洲杯这个平台参与这次足球盛会，展示足球运动魅力，共同迎接美好未来。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实现这八个字的办赛理念，其实也有悖于当初中国提出的赛事主办理念和蓝图，所以此次中方提出变更，也是通盘考虑了主客观因素和条件之后做出的最优抉择。

1909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足球队合影李祥收藏

第二个关键解读——变更主办地之后，此前长时间准备工作的投入乃至商业约定，是不是就此打了“水漂”，甚至会引起某些“后遗症”？笔者相信，亚足联、中国足协以及组委会会妥善处理相关的后续问题，尽可能地把易址造成的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毕竟，亚足联在公告中也感谢中方，“为亚足联提供了所需的时间来评估当前形式及选择备选赛地的工作程序”。中国是在三年前的亚足联特别代表大会上获得2023亚洲杯主办权的。按照原定计划，比赛将于2023年6月16日到7月16日在北京、上海等十个城市举行，将有24支各国代表队参加赛事。在比赛开始前一年零一个月的时候决定易址，中国组委会已经尽可能地为亚足联留出了后续工作的时间窗口，亚足联的感谢自然在情理之中。

第三方面的关键解读——后续事态将会如何发展？此处，必须回放一下二十年前的烟云往事。2003年女足世界杯原本定于当年的9月23日到10月11日在中国的四个城市举办。经过三年多艰苦而有效的准备工作，中国赛区已经万事俱备只待开场哨。但是2003年5月3日，国际足联根据所属医学委员会的报告，以当时中国受“非典”疫情影响为由，为了确保参赛队伍和人员的身体健康，决定将当届比赛易地美国举行。随后，国际足联决定将2007年女足世界杯主办权托付中国。中国组委会于2006年6月再次启动，并且在次年九月成功主办了2007年女足世界杯，不仅获得了国际足联的高度评价和认可，而且也扩大了女足运动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民国时期球兴堂大木匾额李祥收藏

回过头来再说此次亚洲杯易地之后的后续。对于十三个月之后开赛的2023亚洲杯，目前来看最有可能接手的是卡塔尔。而对于五年之后的下一届2027亚洲杯，是否有可能遵循先例，交由中国主办呢？包括北京、上海、成都等十个中国城市为了准备主办亚洲杯，此前在场馆建设和更新上投入超过百亿巨资。去年上海浦东足球场就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根据组委会原先的计划，最晚到今年底，所有十个赛区的场馆都将全部完成相关准备工作。如果能够继续接手2027亚洲杯主办权，那么包括场馆在内的这批基础设施也将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目前这些场馆如能成为本省市的体育博物馆，倒是绝佳的综合利用。使因疫情及迟办、异地举办、停办等不幸的悲剧，化为拨开云雾，迎接新曙光的新动力。

二、“2023中国亚洲杯”将载入史册

对于亚洲杯易地举办一事，有些人可能觉得“丢脸”，“有损中国形象”，但笔者觉得这恰恰体现出我们作为敢于承诺、勇于担当的大国形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目的和本质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人民群众健身体、谋安康、求幸福吗？如果说赛事的主办也就是所谓的“面子问题”和为人民谋求幸福健康的“里子问题”相冲突的时候，我们的第一选择同样也是最后抉择，必然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正如当年国际足联取消中国2003年女足世界杯主办权的理由一样——为了确保参赛队伍和人员的身体健康。

说到这里，作为长期从事体育文化推广和体育收藏工作的笔者，建议大家要特别留意带有“中国2023亚洲杯”文字和标志的纪念品。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这些纪念品会具有相当的收藏价值。尽管特许商品计划还未启动，但是赛事的标识已经于去年正式发布，此前在组委会的活动和赞助商的相关推广过程中，已经陆续有官方纪念品出现。笔者尚未专门了解，但是估计类似纪念品的数量应该有限，而流入公开场合的数量更是不可多得。当年笔者就收藏了几件2003女足世界杯组委会的官方纪念品，至今极少能看见类似的藏品。由此我也建议对于体育收藏特别是足球收藏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特别注意带有“中国2023亚洲杯”文字和标志的纪念品。

我们认认真真走过的每一个脚步，辛辛苦苦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白浪费，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笔者坚信，“中国2023亚洲杯”会载入中国足球和世界足球的史册，而这些带有当届标识和文字的纪念品将是这段历史最好的铭证。由此我也想起了前两天在抖音上刷到一则短视频——几位奋战在上海抗疫一线的志愿者，把自己的防护服装饰成1995年那支申花队的模样，白色防护服上申花俱乐部的队徽和一个个熟悉的号码令人心动。当年那支申花队一骑绝尘夺取甲A冠军，5号范志毅荣膺最佳球员和最佳射手双冠。

二十七年前，足球带给这个城市的无限荣耀；二十七年后的今天，这个城市正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死存亡的“大上海保卫战”。历史的荣耀、命运的抉择，等等，所有这些都凝聚在着几件仿真版的申花球衣之上，更准确地说是申花版的防护服上的时候，笔者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足球乃至体育的力量。我特别建议——等到“上海保卫战”胜利的那一天，上海体育博物馆的同仁们能够寻找到这几件衣服和他们主人，把这些极有价值的纪念品以及他们的故事一起收藏到上体博物馆中。

三、中国足球不缺文化、不缺传统、不缺英雄、不缺精神

亚洲杯易地，会让已经饱受风霜的中国足球更遭受沉重打击吗？在笔者看来，也许这对于中国足球还是一次机会，能够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自身，能够冷静客观的分析研判未来发展之路。这些年谈及中国足球的尴尬处境，原因多多，也总有声音说中国足球“缺乏文化”、“缺乏传统和根基”。但笔者想说，中国足球并不缺乏文化，缺的是发现文化的眼光；中国足球也不缺乏传统，缺的是挖掘传统的行动。中国足球不缺精神，缺的则是教育与弘扬。

1915 年远东运动会第一名金质奖牌李祥收藏

去年我曾撰文《让文化赋能体育场馆的创新发展》，其中核心观点之一就是体育场馆的“三化”——展览馆化、纪念馆化和博物馆化，希望籍此能给体育场馆的创新发展插上文化展示的翅膀，进而形成全面而独特的场馆文化系统，赋能体育场馆的创新发展。文章发表之后，亚洲杯组委会秘书长何玺同志专门来电交流，并邀请我到组委会进行专门交流。说来也巧，2007到2008年间，我在受托负责筹办及开馆厦门奥林匹克博物馆时，当时何玺同志就担任厦门体育局副局长，当时我们就多次交流体育文化传播，此次在亚洲杯组委会相聚，对于如何在亚洲杯场馆中添加更多文化元素更是相谈甚欢。我建议所有的场馆，首先借机把本地域的体育历史展现出来，再把中外足球文化展示出来。何玺秘书长非常赞同我的观点，邀请我为正在建设中的十个足球场馆做一场馆文化与纪念馆、博物馆建设的专题讲座。因疫情等原因，一直未能成行。

笔者常年从事体育文博、体育收藏工作，对于中国足球缺少文化和传统的观点，我一直不敢苟同。中国足球并不缺乏这些，缺的就是发现文化的眼睛、挖掘传统、传播精神的行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的，历史是魂，文化是根，只有找到了魂，把根留住，才能激发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向往和追求。

1955年北京市春季足球比赛大会冠军银质镀金大盾牌（清华大学）李祥收藏

中国自古就是足球起源地，这是国际足联认证的，怎么能说中国足球没有文化和传统呢？但是我们于此又挖掘到什么程度,又认识到什么程度呢？对标中国篮球，中国足球界在文化和传统的挖掘保护上确实落后很多，这种差距甚至更大于竞技成绩上的差距。2021年，在天津市体育局的支持下，我的200余件藏品，在天津博物馆举办“中国篮球历史文化藏品展”，中国篮协知道后，送了50余件藏品加入展览，中国篮协姚明主席，亲临天津博物馆以投篮的方式开幕展览。中国篮协数年筹备中国篮球博物馆，一把手姚明通晓国内外篮球历史，并且高度重视，目前博物馆已进入开馆的最后阶段。同时，中国篮协牵头组织编写《中国篮球史》，笔者就曾应邀参加研讨，感受颇深，不由得为中国篮球在文化传统的挖掘和保护上点赞。

1948 年《球圃菜根集》李惠堂著内有李惠堂赠送名款及签名李祥收藏

近代“足球人”，为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发出了体育救国、足球救国的呐喊，不惜为国捐躯。中国足球同样不缺光辉战绩和英雄人物。从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开始，中国男足连续九次夺取冠军，称雄亚洲二十年，直到远东远动会告别历史舞台。洲际大赛“九连冠”的成绩，无论放到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时间段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记录。当时中国的头号球星李惠堂（后曾任国际足联副主席），更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亚洲球王”，上世纪七十年代更被国际媒体评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

李惠堂在其著作《足球经》中提出了“足球即中国国球”的观点，把足球提高到了极高的社会地位。当时的中国足球队不仅竞技成绩出色，而且国脚们秉持“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人生目标。抗日战争期间，李惠堂拒绝汪伪政府拉拢，积极投身助力抗战，四处组织巡回表演赛，为抗战募款奔走呼号。另一位当时著名国脚谭江柏（1936年柏林奥运会主力）两度北上抗日，1932年更担任十九路军后勤大队长，柏林奥运会后赶赴云南志愿抗战，出任华侨运输大队队长。谭江柏是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作为香港明星队队长的谭咏麟在足球方面的造诣来自于深厚的家庭传统。当时另一国脚陈镇和参加完柏林奥运，直接投身空军抗日，最终壮烈殉国。

中国足球并不缺乏文化和传统，实在是缺乏发现文化的眼睛和挖掘传统的行动。这些年中国足球堕落的根源就在于拜金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甚嚣尘上，污染毒害了足球界，玷污我们中国足球原有“救国”“爱国”的精气神。吐故纳新、去芜存菁，中国足球当服一剂固本培元的良药，恢复继而发扬我们既有的先进足球文化和优良传统。笔者愿意携我收藏的千余件中国足球历史珍藏品，为中国足球的复兴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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