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律途丨“抢夺、藏匿孩子”，从“家务事”到最高法的典型案例，一位离婚律师见证的法律进步
人在律途丨“抢夺、藏匿孩子”，从“家务事”到最高法的典型案例，一位离婚律师见证的法律进步
全文3519字 | 推荐阅读时间6mins文转自新黄河 记者：薛冬
受访者：郭小明
121次飞行记录，办受理100多个案件，平均每3天开一次庭，这是郭小明2023年的“数字总结”。在几乎无休的一年里，“抢夺”“藏匿”“抚养权”“监护权”是他朋友圈中工作分享的高频词汇。
郭小明是一名专注离婚、抚养权案的律师。他办理的案件大多是与“抢夺、藏匿”相关。家务事繁琐、流程漫长、回报率低，对很多律师来说，专接抚养权案是“性价比”极低的，即便是接，他们也更倾向于关注财产分割的金额。像郭小明这样以为当事人实现抚养权为最终目的，颇为少见。
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抢夺、藏匿孩子”现象的关注与日俱增，作为较早介入的律师，郭小明全程参与、见证，并与之共同成长。他并不介意被定义为“离婚律师”，“当事人在当地找不到适合的律师，而我恰好具备了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他认为，这恰好是律师行业专业细分的体现。
2023年是郭小明“打开局面”的一年，他忙碌之余也倍感欣喜。隐匿的现象被披露，尝试的法律途径得到了官方认可，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予以支持，法律法规和司法政策越来越完善……他成就感满满，“觉得比我收再多的律师费都高兴”。
“如果这件事需要有人来推动，那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郭小明说，或许是很早就介入，他见了太多无助、无奈的故事，也让他无形中有了一份使命感，随着了解的深入，他更是将坚持、深耕当成信念。
以下是律师郭小明的自述。
更多、更高效的诉讼手段
2023年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年，航旅纵横APP显示，2023年我的飞行次数是121次，这还不算高铁出行的记录。也就是说，在这一年我有上百次的飞行出差记录。这也能通过案件数量来佐证。
我代理了100多件与“抢夺、藏匿孩子”相关的案件，平均每3天开一次庭。郭小明律师的飞行记录其实在此之前，就有很多当事人找到我，只不过前两年受疫情影响，我主要提供的是咨询指导，参与的大多是线上开庭。2023年2月起，出差的频率明显增加了，一周四五次开庭成了常态，我也觉得分身乏术，现在正在组建自己的团队。
之前，“抢夺、藏匿孩子”事件的解决方法通常是走离婚诉讼，法院对抚养权做出判决。如今，国家相关部门不断明确“不得以抢夺藏匿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我们完全能通过起诉婚内监护权、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更多途径寻求司法帮助。换句话说，对“抢夺、藏匿孩子”这类社会现象，我们有了更多、更高效的诉讼手段。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我2023年代理案件数量增多的原因。
最初，我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关注到“抢夺、藏匿孩子”事件的。2019年，我刚从法院辞职，利用法律知识尝试做法律自媒体。那时，不少有此类经历的当事人找我咨询。我才了解到，原来有这样一群经历了被另一半抢夺、藏匿孩子的女性。那时，公众对这类事件的认知还比较片面，大多将其归为“家务事”：报警是不予受理的，只能诉诸法院打离婚官司，通过获得抚养权来“夺”回孩子。
打官司的过程是漫长的，当事人要先诉讼离婚以获得抚养权，即便如愿，对方可能还是不愿意送回孩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面临重重障碍，因为抚养权的执行也是现实难题……然而现实情况更糟糕，被抢孩子的一方甚至得不到抚养权的归属，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及司法实务中对待子女抚养权的态度，“孩子在谁手上就判给谁”的“魔咒”大行其道，丝毫不考虑抢夺藏匿孩子这一客观现实问题。“抢孩子”成为获得抚养权的“秘密武器”。
当事人诉诸无门，只能网络发声求援。因为群体中大多是女性，所以网络上她们有个为人熟知的代号：紫丝带妈妈。
随着“紫丝带妈妈”群体不断发声，各界开始关注到这个隐匿的社会现象，我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为这个群体提供公益的法律咨询，无形中感到身上有了使命感。
我当时在想，这么难的事肯定要有人来推动，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在接触更多的当事人后，我的这个信念就更加坚定了，要坚持、深耕这个领域。2022年8月，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全国首例婚内监护权案”的判决，这是一个分水岭，对“抢夺、藏匿孩子”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提到“婚内监护权”的概念，而有这份“正义”的判决书，我和当事人也有了可以效仿的“蓝本”，2023年这一整年，我就经手了起码四五十起关于“婚内监护权”的案子。
“抢夺、藏匿孩子”属于“人身安全保护令”范畴
在社会正义的推动下，2023年关于“抢夺、藏匿孩子”这类社会现象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专题发布2023年第二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其中一个就与抢夺、藏匿孩子相关，最高法明确表示，未成年子女被暴力抢夺、藏匿，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这实际上是最高人民法院以典型案例的形式明确了“抢夺、藏匿孩子”属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范畴。
在最高法明确之前，我也在实际操作中有了成功的案例。
一般来说，“人身安全保护令”针对的是家庭暴力。我们认为，“抢夺、藏匿孩子”属于精神暴力。其中，精神暴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提到的“家庭暴力”中的一种行为。
目前，全国范围内只有河南、河北和江苏三个省份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条例，并明文规定：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所以根据这个条例，我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做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尝试，最后证明，法院可以通过下达“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裁定书，来禁止其中一方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
我最早是在2023年6月，一个河北的案子做的尝试，但在河南、江苏法院的另外两起案件，更有突破性价值。幼小的孩子被父亲抢夺、藏匿，当事人饱尝亲子分离之痛，我随即为她们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审查后，要求男方停止侵害监护权，限其7日、5日之内将孩子送回。
根据法律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一经下达就立即产生法律效力，5天内当事双方有复议权，但复议申请不影响裁定的执行，也就是说裁定一经做出6个月内都有法律效力。这是一种强制的法律效力，一旦一方不履行，法院可以做出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不仅如此，因为这是法院的裁定，当事人所在的派出所、社区都有义务协助执行。这样一来，“抢夺、藏匿孩子”就不再是“家务事”。
我认为，相较于离婚诉讼争夺抚养权，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法律手段。2023年11月，在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后，以此为依据，我也在没有反家暴条例的城市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我还在一些法院尝试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也获得了一些法院的支持。
作为很早就介入到“抢夺、藏匿孩子”相关案件的律师，我经历了立案困难、法院周旋，到现在逐渐“打开局面”，切身感受到法律进步的我，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为当事人提供更多心理疏导郭小明律师办案途中前段时间，我的自媒体平台也经常接到来自律师同行的咨询，他们希望我能提供关于“抢夺、藏匿孩子”成功案例的相关文书或者实务经验分享。这实际上也是我迫切期待的一个方向，当“抢夺、藏匿孩子”不再被公众视为家务事，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法律业界都有了共性的认知，那么反过来，对于“抢夺、藏匿孩子”的谋划者实施者也是一种威慑。
我曾经在自媒体平台接到一位当事人咨询，当时她哭着告诉我，她问过很多人，我是第一个告诉她不起诉离婚也可以对“抢夺、藏匿孩子”采取法律手段的。这也再次印证了我的判断，同行中对“抢夺、藏匿”事件的认知还有欠缺。不仅如此，很多当事人告诉我，她们这样的案件在当地是没有律师愿意代理的，原因是“收费收不起来”“太麻烦”，还有的律师只代理其中一个诉讼流程，并不能全程负责。
我与这些律师不同的是，我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全流程的法律方案，并以实现抚养权为最终目的。这或许是很多当事人愿意跨省找我代理案件的原因。
这类诉讼漫长又耗费心力，对当事人内心的承受力有相当大的挑战。因此，他们需要接受更多的信心和鼓励。所以我在办案过程中会更加注重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大家了解到“抢夺、藏匿孩子”这个现象是通过“紫丝带妈妈”群体的发声，但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紫丝带爸爸”，只不过女性遭遇“抢夺、藏匿孩子的”情况更多，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法律都是平等的。
当然，我的当事人大多数是女性，这段与孩子分离的经历，对她们来说是巨大的伤害，甚至是一生的阴影。当她们无处排解时，我就成了一个“出口”，所以我经常会在凌晨两三点还接到她们的消息，尤其是当特殊节日，比如说2023年母亲节当天上午，我就接到了20多个当事人的微信、电话等咨询，我虽然是非常愿意为她们排忧解难的，但时间一长，我的情绪也难免受到干扰，所以我也在利用为数不多的闲暇时间来做情绪的调节。
我今年30多岁了，工作的这些经历让我对婚姻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婚姻体现了人性的价值观，对孩子的态度是一个人善良与否的试金石。至于未来的打算，我没有想太长久，短期的目标是，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和推动者，就未成年人保护，尤其是对抢夺、藏匿孩子，争夺抚养权等问题相关法律的不断健全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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